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在100年间，已陆续诞生了不同叙事结构、不同文学史观的1600多个版本。近日在北京举行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莫衷一是的探讨中，试图廓清迷雾——
    
    抛弃客观？
    
        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学术书籍，目前已经出现《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等百余种。可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所教授孟繁华看来，真正在学术圈赢得关注和口碑的，也就只有10部，这10部大都渗透着作者的主观看法。
    
       文学史包括在历史的范畴中，因此，追求普遍化、客观化的历史观，是绝大多数当代文学史著述所采纳的视角。“那为什么90多部著述反响平平，唯独10部‘主观’的著述却跳了出来呢？”孟繁华认为，这并不说明文学史写作抛弃了“客观”，它抛弃的只是“回避问题、仅仅追求表浅现象的客观”。孟繁华指出，在文学史写作中，至今未对一个问题进行过研讨，那就是“乡土文学”什么时候悄悄被修改成了“农村题材小说”。他认为，如果要对这一现象分析，必须要谈出自己的看法，这看似主观，却又是理性的。
    
    参考现代？
    
       进一步考察“当代”文学史的生成，就不能不探讨“现代”文学对它所施加的各种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说，现代文学在价值认同上具有强大的稳定性、统一性，衔接着现代文学的当代文学，很希望找到同样的路径，却发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当代文学正在被迫地与当代的各种话语发生这样那样的纠缠，以至处于一种过分批评化的混乱状态。
    
       正在撰写一部当代文学史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一开始也面临着这样的困惑，后来干脆另辟蹊径，采用一种“断裂”的方法去处理历史的连接。他认为“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像幽灵一样，若有若无，你很难说出具体的关联”。比如，大家老爱把王安忆和张爱玲进行比较，王安忆本人其实一直排斥这样的比较；余华一直强调鲁迅对他的影响，我们在他的《兄弟》里面却找不到这样的痕迹；湖南作家韩少功感激楚地文化对他的耳濡目染，却矢口不提沈从文。
    
    托付后人？
    
        在文学史编纂领域，有一种观点很普遍，那就是文学史著述中所谓的“结论”、“观点”，都是临时性的。程光炜说，历史“发生”时的环境和被“记录”时的环境是有误差的，再加上记录人、叙述人从个体经验出发而导致的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文学史会变得千奇百怪。
    
        因此，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对于当下的文学，干脆只让它“发生”而不去“记录”，等到经历一定的时间沉淀后，托付给后人去评说。
    
        陈晓明说，这是对我们这一代学者所应承担的责任的逃避，同时，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其实是一种虚妄。当代人应该在当代语境下对当下的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也是当代文学所具有的当代价值的最科学体现；后人能否进行更客观的评说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因此，陈晓明那部正在撰写中的当代文学史，将包含2005年甚至是2007年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