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坛，笔名的勃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翻开现代文学的书刊报章，当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萧红、丁玲、芦焚等卓然不群的名字映入眼帘时，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只是笔名。正是由于作家笔名的多姿多彩，对于他们的本名，人们印象渐淡了。现代文坛笔名之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对于现代文坛笔名兴旺发达的全貌来说，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中国现代作家不仅大多使用笔名，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喜欢频换笔名。其中，鲁迅一生使用笔名达140余个；茅盾在笔名数量上仅次于鲁迅，曾使用100余个笔名。这样的花样翻新频繁变换，使得现代文坛的笔名世界异常丰富。同时，现代作家笔名创作的质量之高，思想内涵和美学特征之浓厚，也是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文学阶段的笔名创作所难以企及的。几乎每位现代作家的笔名都有刻意为之的痕迹，笔名创作往往成为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现代作家笔名创作的勃兴动因，笔者认为，笔名勃兴这一文学现象并不孤立，它与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语境、文学现象紧密关联，尤其是新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的演进对现代作家笔名的勃兴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五四时期，伴随着外国文学的译介风潮，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纷至沓来，涌入中国，在思想资源和文学视野上直接影响了五四文学，形成了体现中国本土特色的五四文学思潮。五四文学思潮促进了五四时期不同社团流派的形成，影响了现代作家的作品创作风格，也催生和影响了现代作家的笔名创作。新文化运动初始，在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流派、主义、思潮面前，作家茅盾敏锐地抓住现实主义这个牛耳，并突出它真实性的特征，认为“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在他的笔名中，伴随着《实行与空话的主张》《两性互助》《一步不走的根本原因》等现实问题政论文出现了“真”、“求真”等笔名。作为一个卓越的文艺理论家，茅盾早期的文艺思想主张，便是建设新文学，必须吸取西方进步文学的经验，然后自己着手创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文学运动中，“茅盾取‘山石’为笔名，正表明了他对外国文学这种一贯的态度。”同样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鲁迅对20年代现实主义思潮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他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来实现的。在这两本小说集中，鲁迅突出了启蒙现实主义文学观，他的创作体现出文学只有表现了民族的精神，画出和拯救了国民的灵魂，才有价值、力量和前途。鲁迅笔下，启蒙现实主义主要表现为“为人生”的平民文学，阿Q便是鲁迅所塑造的平民群像中的代表人物。《阿Q正传》最初以“巴人”的笔名连载于《晨报副刊》，后收《呐喊》内。“巴人”这一笔名与阿Q的形象，与鲁迅文学创作的平民主义风格和谐统一，笔名以其平实、独特，强化了阿Q的形象，与小说并肩参与文学传播，促进了平民主义文学的发展。“下里巴人”所代表的文化是通俗、平民的文化，自鲁迅“巴人”笔名之后，伴随着平民主义文学思潮的深入，出现了“下里”、“下里人”、“下俚巴”、“巴音”等笔名，他们连同其后产生的“田丁、愚堂、汤耘、草明、阿娣”等大量体现平民主义色彩的笔名，共同出现于五四作家构筑的笔名世界中，形成五四作家笔名创作独特的“平民区域”。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笔名创作的平民色彩体现了在时代思潮冲击下，他们与被启蒙的下层人民之间的“平等对话”，他们对下层人民独立地位的发现与肯定。
　　同为浪漫主义，早年鲁迅与苏曼殊的风格不同还体现在其笔名创作上。鲁迅早年的“戛剑声”、“索子”、“令飞”、“迅行”等笔名饱含希望、奋飞、自励的阳刚之气，苏曼殊的“泪香、燕影、心印、春蚕”等笔名则透露作者缠绵悱恻的浪漫情怀。作家作品及笔名透露的不同浪漫气质在五四得到延续。五四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创造社1921年在中国文坛崛起，从作家的气质、作品的风格到刊物的姿态，处处显示出浪漫激越的艺术个性。同样，在他们的笔名创作中，也表现出了作家昂首宇外的浪漫气质。正如郭沫若的笔名：爱牟（英文I am 的谐音）、麦克昂（英文作者maker的谐音）、龙子、易坎人、杜顽庶、羊易之，穿越时空，吞吐八荒，笔名既有传统文化的浪漫色彩，又体现着西方文明的影响。五四时期，湖畔社、弥洒社等文学社团则以其创作延续着柔婉多情的浪漫主义风格。尤其是湖畔诗社，他们的诗作有孩子般洁白的心灵，坦率的气度，大胆地歌唱男女情爱，充分显示了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真挚、纯情的艺术风貌。朱自清曾称他们是“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诗人。他们情诗创作的“真正专心致志”还体现在诗歌的署名上，从作家笔名中涌现的“心”、“爱”、“纯”等文字意象，尤其从湖畔诗人汪静之“情芝”、“情痴”等笔名可以体味到在时代浪漫主义思潮冲击下，作家及其创作的浪漫气息。
　　象征主义诗派开启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潮流。正如李金发在象征主义诗作名篇《弃妇》中所表现的：象征主义诗派在艺术表现上完全摆脱了五四新诗浅显直露的诗风，追求一种神秘的美感，微妙的象征，闪烁的动态。象征主义诗派的艺术表现与追求深刻影响了作家的笔名创作，这一点，在始作俑者李金发的笔名“金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22年夏，李金发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郎，领其遨游天空，事后遂以“金发”为笔名。神秘的美感，微妙的象征，闪烁的动态，在迷离晦涩中开出绚丽之花，1922年夏在巴黎学习与创作象征主义诗歌过程中，李金发这段极富象征意义的人生经历暗喻了作家的艺术追求，也构成了作家笔名的象征。现代文学史上，《竹林的故事》是废名小说饱受关注的一篇，因为1925年自其出版后，废名的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迹象和新的含蕴，原先以写乡土小说著称的废名逐渐远离现实人生和当代社会问题，创作以其对整个人类生存方式的哲学审视和现代性的艺术追求体现了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这种现代主义色彩也体现于作家笔名的改变。“名”“实”相连，1925年，继《竹林的故事》以后，作家改笔名为“废名”，笔名在远离社会现实的意指中体现的恬然与超脱、冲淡与沉静，与作家创作渐渐走出现实的留恋、去往抽象的存在这一创作路向的改变合拍。
　　相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早期普罗文学思潮、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以及抗战文学思潮等带有强烈现实政治色彩的文学思潮对作家笔名创作的冲击更为直接强烈。笔名不同于本名，本名一旦取定，不易更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笔名的灵活性也使其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感。普罗文学思潮冲击下，作家刘半农改“半侬”笔名为“半农”，作家姚雪垠也把带鸳蝴派色彩的笔名“雪痕”中痕字去掉，换上具有民间气息、泥土色彩的“垠”字。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中，出现了“光赤”、“漫敌”、“惕若”等大量体现作家政治态度的笔名，很多左翼作家还师学鲁迅，在笔名设计中与敌人进行壕堑战；30年代前期和中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民族救亡情绪日益高涨，文学的教化功能被强调到了极端的地步。抗战文学中，伴随着抗战作品出现的，是“救亡”、“逐日”、“马烽”、“方殷”（国难方殷）等体现强烈民族抗争意识的笔名。
　　鲁迅曾说：“一个作家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众多的笔名在寄寓着作者丰富深邃的思想感情的同时，也作为一个独特的标记，记录着那个时代的情绪，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影像。现代作家笔名数量与思想内涵的丰富，显示出其运用已远远超出作品署名的符号意义，笔名在现代文坛勃兴这种文化现象本身，蕴含着在时代文学思潮冲击下，其所具备的博大深厚的时代内涵。